平型关大捷后，国民政府给参战部队一人奖励了一块大洋。115师此战发了大财，枪支、军大衣、罐头、马匹等缴获颇丰，照片上战士们每个人手里拿了一支掷弹筒。
要说平型关这仗能打赢，首先得看看林彪和聂荣臻手里攥着的是怎样一张底牌。当时负责迎头截击日军的，是杨得志担任团长的115师685团。这支部队可了不得，它是咱们军队最硬核的老底子。
全团三个营的营长，全都是红军时期一路拼杀过来的铁血干部。1营长刘正，带的是朱老总南昌起义的队伍；2营长曹国华，手底下是毛主席秋收起义带出来的老兵；3营长梁兴初，那是赣西南红3军的班底。这支队伍里，随便拉出一个战士，可能都是爬过雪山、走过草地的老红军。他们有着极其丰富的战斗经验和极高的战术素养。
可就是这样一支精锐之师，当时的装备却穷得让人心酸。全团上下，包括团长杨得志在内，连一块能看时间的手表都没有。在那个暴雨刚停、满地泥泞的清晨，所有人趴在湿透的阵地上挨冻。什么时候发起攻击？不知道。大家只能竖起耳朵，死死盯着平型关那条狭窄的沟道，直到听见日军汽车的马达声轰隆隆传来，杨得志才凭借经验判断：鬼子进套了！
随着第一辆挂着膏药旗的汽车开到685团阵地前，杨得志一声令下，八路军的子弹和手榴弹如同暴雨般砸向沟底。那一天，很多八路军战士是第一次见到真正的日军，用老兵们后来的回忆说，那些头戴钢盔、抱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的日本兵，“真有点不可一世的味道”。
我们以往看影视剧，总觉得伏击战一打响，敌人就会像无头苍蝇一样抱头鼠窜。在平型关，真实的情况完全背离了这种轻松的想象。
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，那可是号称“日本铁军”的板垣征四郎手下的精锐。他们因为前期在中国战场没遇到过什么像样的抵抗，骄横到了极点，进山谷连尖兵和搜索队都不派，全都大摇大摆地坐在车上。这种疏忽大意，确实给八路军创造了绝佳的伏击条件。
可是，当遭到突然打击、汽车被炸毁、人员出现重大伤亡后，这支日军展现出的战术素养和顽强程度，让身经百战的八路军都感到吃惊。
他们在短暂的惊慌之后，根本没有溃散。日军军官立刻拔出指挥刀，士兵们迅速从汽车底下爬出来，几个人一组，背靠背组成战斗小组，开始有组织地向公路两侧的高地发起反冲锋。他们的射击极为精准，而且非常善于利用地形隐蔽。天上还有日军的飞机在盘旋助战，只是因为双方距离太近、完全绞杀在一起，飞机才没法投弹。
战后，一向沉稳自信的林彪在总结这场战役时，语气非常沉重。他坦言：“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斗中，还不曾碰过这样强的敌人……战后只见战场上敌人尸体遍野，却很少捉着活的。”面对这样的对手，任何一点轻敌和浮躁，都会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。
既然敌人如此凶悍，咱们的武器又全面落后，那平型关这毙敌1000余人的战绩是怎么打出来的？靠命填，靠刺刀见红的近战和白刃战。
最惨烈的肉搏，发生在685团2营和3营的阵地上。2营5连的连长曾贤生，是个打仗不要命的硬汉，外号叫“猛子”。战斗打响前，他拔出大刀对着兄弟们吼道：“靠我们近战夜战的传统，用手榴弹刺刀和鬼子干！让他们死也不能死囫囵了！”
冲锋号一响，曾贤生第一个跃出战壕。在短短20分钟内，全连战士用命把手榴弹塞进日军车底，炸毁了20多辆汽车。在随后的白刃战中，曾贤生一个人挑死了十几个日本兵，全身被鲜血染红，到处都是深可见骨的伤口。当一群端着刺刀的日军将他团团包围时，这位硬汉连长没有后退半步，他拉响了身上最后一颗手榴弹，伴随着一声巨响，与眼前的敌人同归于尽。
连长牺牲了，指导员拖着重伤的身子继续指挥；排长倒下了，班长顶上去；班长牺牲了，老兵自动接替指挥。打到最后，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，刺刀弯了就用枪托砸，枪托折断了，战士们就和日军死死抱在一起在泥地里翻滚扭打。
战后统计人员清点人数，战前那个有着3个排、140条汉子的加强连，连同3名炊事员在内，最后只剩下了区区40人。这支用鲜血染红战旗的连队，被光荣地授予了“英雄突击连”的称号。
同样惨烈的场景，在老爷庙高地同步上演。负责在伏击圈中段出击的686团，为了切断日军的突围路线，奉命死守老爷庙高地。
团长李天佑在电话里听到了让人揪心的报告：负责主攻的3营营长身负重伤，9连的干部已经全部拼光了！面对成群结队往上涌的日军，李天佑咬着牙下了死命令：“不怕伤亡，坚决冲上去！”
从那一刻起，3营再也没有向团部上报过一份伤亡报告。因为不需要报了，所有人都在那片长满杂草的斜坡上，与日军展开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肉搏。漫山遍野全都是残缺不全的遗体，鲜血把泥地泡得泥泞不堪。686团死战不退，硬生生把日军的集团冲锋一次次压了下去，直到兄弟部队687团从尾部压缩上来，彻底粉碎了日军突围的企图。
那一天，从清晨杀到傍晚大额配资，直到山沟里再也看不见一个站着的日本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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